明代民窑颜色釉瓷——蓝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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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窑颜色釉瓷——蓝釉

蓝釉又称：霁青、霁蓝、积蓝、祭蓝、宝石蓝等。我国传统的蓝釉，都是钴土矿除含氧化钴外，还含有氧化铁和氧化锰。《景德镇陶录》中：霁青釉系“用青料配釉而成”。采用这种青料配成的高温石灰碱釉，生坯施釉，在1280℃～1300℃的高温下一次烧成。其特点是色泽深沉，釉面不流不裂，色调浓淡均匀，呈色比较稳定。
　　初，蓝釉是以一种低温铅釉出现在唐代的三彩器上。而南宋龙泉窑石灰碱釉的研制成功，在技术上为元代蓝釉的孕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4年河北省保定市元代窖藏出土的三件蓝釉金彩器、安徽省歙县窖藏出土的蓝釉爵杯、江阴市博物收藏的长泾夏观墓出土的蓝釉淋洗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蓝釉白龙纹盘、扬州文物商店征集扬州博物馆收藏的蓝釉白龙纹梅瓶，以及景德镇珠山出土的元代蓝釉品种，都足以说明，在元代，蓝釉已烧制的相当成熟。

　　进入明洪武时期，珠山御窑厂根据皇宫的需要，大量烧造釉里红、青花，以及类似南京明故宫遗址出土的外酱釉里蓝釉；海外博物馆收藏的外蓝釉里红釉、外红釉里蓝釉、外褐釉里蓝釉等，所谓“二色釉”的器物，却始终未见到通体里外施纯一蓝釉的实物资料面世。民窑方面，就目前所见的器物而言，无论从材料的运用，到制作工艺，都足以证明，饱经战争创伤的制瓷业，尚处在恢复阶段，无能力生产出包括中上层地主、官僚、富贾等需要的产品。因此，洪武时期民窑的生产，仅能满足下层百姓的一般需求。简言之，像蓝釉器这种上档次的产品，在民窑中很难见到。

　　永乐时期，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御窑厂的制作工艺日臻娴熟，花式品种不断翻新，瓷器质量精益求精，使明早期瓷器生产向着新的高峰迈进。而民窑在社会稳定、经济复苏的条件下，紧随其后，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态势。然而，在如此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创造气氛围中，至今尚未见到能被确定的永乐蓝釉完整器的倩影。是永乐帝本人“尚白”而避讳蓝色？还是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发掘尚未发现？抑或人们对永乐蓝釉器的认识仍处在模糊阶段？扬州市缺口工地上，曾出土过一批明早期民窑蓝釉器，由于未经过科学的发掘，错失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宣德时期蓝釉器的烧造在继元代以后，发展到了顶峰。《南窑笔记》有：“宣窑……又有霁红、霁青、甜白三种，尤为上品。”把它和白釉、红釉相提并论，推为宣德瓷器的“上品”。加之，其色深者多泛黑，浅者多泛白，均明亮如蓝宝石，又有“宝石蓝”之称。

　　从器型上看，官窑器有：盘、碗、卤壶、高足碗、僧帽壶、罐等。民窑中则以盘、碗等生活器皿为主，罐类等立体琢器次之。在施釉方法上，官窑盘、碗圆器类有内外施蓝釉，也有外蓝釉内白釉者；民窑器亦然。官窑器里白者，器壁上常印行龙纹；内外蓝釉者，器内壁常刻暗行龙纹。而龙纹在森严的戒律中，只代表皇权，民窑器上是禁止的，因此，民窑器均光素无纹。扬州市缺口工地宣德地层中出土的民窑内外施蓝釉小碗残件，撇口，腹部丰满，器面光素无纹；壁内自上而下渐厚，圈足为外敛内收式，足内施以青白釉，釉面平切，外侧斜刮削，露胎与釉结合边缘留有火石红痕。所施釉质肥腴，有橘皮纹；釉色与官窑器相比，蓝中略偏灰暗，但也有颜色较浓艳者，口沿处同样有一道所谓“灯草口”白边，不若官窑器醒目。再者，外蓝釉内白釉小罐残件，在民窑中见之甚少。此器颈短，几乎成直口，丰肩，小圆唇，腹下敛。浅圈足砂底，留有火石红痕和黑褐色斑点。口沿采用蘸釉、器身浸釉的施釉方法；在高温中口沿色釉垂流，呈淡蓝偏灰，而颈部折角处与器身颜色浓艳，近足部聚釉蓝中偏黑，釉质肥厚，滋润亮洁，显橘皮纹。器内所施白釉，稀薄清澈，将胎上旋痕、缩釉点和杂质表现的一览无余。

　　此外，宣德蓝釉器在元代蓝地白花品种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风格特色的作品，其纹饰所反映的内容，较元代更贴近生活，更丰富多采。而民窑制作则根据自身的特点，采用简便而又行之有效的装饰手段，既省略了工艺上的繁琐，节省了成本，又达到了美化瓷器的作用，创作出外蓝釉内青花器。在扬州市缺口基建工地，宣德地层中出土了外蓝釉内青花盘残片，此盘为收口式，浅弧形壁，矮圈足。外施蓝釉与浓郁的官窑釉色相比，略显幽淡。其釉质莹润，口沿刷浅褐色酱釉。盘内釉白中偏青，近口沿处用两道青花弦纹为饰，盘心绘青花花卉纹，用笔厚重粗犷，外加两道弦纹。底足为外敛内直壁式，足端平切，外侧斜刮削，底足内施白中显青釉，釉与足端露胎结合处，有一道火石红痕。

　　由于有丰富的官、民窑残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对照、比较，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明初官窑使用的“官土”麻仓土，土质细腻，淘炼纯净，所见窑器断面，胎土缜密洁白，无杂质，无空隙。民窑则土质粗劣，淘炼不精，胎土虽紧密，但白中略偏灰，有明显的杂质、空隙和二次氧化产生的火石红痕。2、官窑釉料煅炼较纯，因此，附着在器物上呈现均匀，肥腴润泽。民窑虽欲以追求宝石蓝之效果，但究其工艺尚不能和官窑等同，故釉色不如官窑浓郁深沉。3、官窑器型规整，尤其在每个细部的处理上，细致入微。如：足端处理较为圆润；圈足施釉到底，有的器物甚至置于桌上看不见圈足的露胎处。而民窑则在施釉后的足端外侧斜刮削，以防釉垂流黏砂或粘接窑具；足端平切或修削后仍见棱角。4、官窑盘、碗类圆器，烧成后口沿留有一线醒目的“灯草口”白边。而民窑有的留有不甚明显的白边，有的则与青花、白釉等品种一样，喜用浅酱釉装饰口沿。5、官窑器多署青花楷书“大明宣德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双线圈，也有同式的锥刻款，而民窑器则不署款。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蓝釉器，按古文献记载应有烧造。但苦于目前考古发掘和墓葬出土资料甚少，因而，即便是传世中的三朝器，在没有确切标准器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排比加以甄别。

　　成化时期仍烧造蓝釉器，从传世品中，官窑外蓝釉内白釉，内外蓝釉和蓝釉白花器均有。而民窑器则在扬州市缺口工地，成化地层出土的诸品种中，仅见外蓝釉内白釉碗。此碗与扬州博物馆所藏的1978年扬州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出土的青花缠枝莲纹碗形相同。造型精巧俊秀，碗口沿外撇，壁微弧，圈足小而呈外敛内收式，足修削较圆浑，外施蓝釉至圈足端，其处理方法与宣德官窑器相类，釉色蓝中偏黑，釉质滋润光亮。碗内白釉偏青，有缩釉点，碗心略下塌，致使底部微凸出。底面施白釉与碗内釉色同。此碗是目前出土地层较为明确的成化民窑器，作为单色釉瓷的实物资料，应得到足够重视，并加以研究。

　　弘治、正德时期的蓝釉器，官窑中较多的造型为盘、碗、壶、罐、炉、梅瓶等祭器，釉面光洁，釉面蓝中泛黑，显得较凝重。而民窑器中，外蓝釉里白釉小罐较常见。大多数为颈丰口敛，圆肩，腹下收，挖足砂底，外撇足，胎体渐厚，制作不够规整。釉质肥润，釉面亮泽，无橘皮纹。釉色蓝中闪灰，也有颜色深沉浓郁者。内施白釉不匀，足部露胎处及砂底有火石红痕。此外，还有蓝釉露胎品种，如：蓝釉露胎鱼藻纹罐等。其装饰工艺是：先在胎上刻出图案，施釉时将其留出。烧制后，经过二次氧化，胎中氧化铁呈现在露表面，变成火石红色。使美丽的图案在深蓝色背景衬托下，越发耀眼夺目。而从北京首都博物馆收藏的白地刻花填绿彩龙纹碗来看，至迟在明代成化年间，这种表现手法已运用到官窑瓷器上，所不同的是，烧制后的露胎部分，被填上低温绿彩，再经过炉中烘拷而成。同样，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弘治、正德时期，此技法在官窑、民窑器中被广泛使用。笔者在景德镇古窑址考察时，目睹弘治时期民窑采用同式工艺的青花绘水藻、露胎为鱼纹的卧足碗。此式碗在南京、扬州、泰州等古城遗址中均有残件出土，且数量较大。与同期白地刻花露胎不加彩官窑盘、碗同理；其纹饰红白相间，相得益彰。因此，难以想象在表现手法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将蓝釉露胎器确定年代为嘉靖，似乎不太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笔者认为，就此应该加以认真研究探讨蓝釉露胎器的界定问题。

　　正德时期的民窑蓝釉器，较多见的是一种撇口，小折腰碗、酒杯。此器外施蓝釉，呈色青中泛黑，不纯净，有混浊感，釉质肥厚；器内白釉泛青，釉表光亮莹澈；器口沿釉淡泛白。碗足露胎处修削平齐，底面施酱白釉；酒杯为浅圈足并向里收敛，底面釉用笔随意点涂。上述二器都有跳刀痕和塌底现象；有的足心似乳状突起，圈足端留有切削的棱角或刮削痕，并伴有黏砂。除蓝釉外，青花中也有同式造型。

　　嘉靖、万历时期，官窑烧造的蓝釉器型品种繁多，有：盘、碗、执壶、瓶、罐、洗、炉等。由于使用“回青”料作为色釉，故釉色浓处泛黑，稍浅处泛灰，但也有颜色较浓艳者。扬州文物商店提供给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民窑通体蓝釉大碗，即是一例。其碗撇口，壁微弧，腹下敛。圈足高呈外敛内直壁式，足内施白釉。口沿刷一圈深褐色酱釉，釉面光亮匀洁，釉色浓郁。器型规整，胎体坚致细密。足端处理圆润，无火石红痕。除圆器外，民窑中尚生产琢器，如：苏州博物馆收藏的蓝釉露胎麒麟纹执壶，高22.4cm，口径4.9 cm，器物胎体厚重，通体施蓝釉，釉面厚薄不匀，釉面晦暗。壶内及底部施青白釉。颈部细长，溜肩，腹侧扁，两侧面凸如鸡心。露胎桃形开光中，一麒麟顾首蹲伏，肩部饰有火焰纹。圈足露胎处，修胎不规整，有明显的黏砂现象。再则，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蓝釉露胎梵文板耳三足鼎式炉，造型仿商周青铜器，直口，圆腹，口沿两侧饰竖耳，炉底承三柱形足。外壁及耳、足施蓝釉，炉内施白釉。炉腹部饰露胎灵芝纹、珊瑚纹、梵纹。由于采用覆烧方法，将口沿倒置于窑具之上，故口沿露胎处为一圈火石红色，其色与口沿刷酱釉有异曲同工之妙。

　　此外，苏州博物馆也收藏有与之同造型、同釉色，纹饰为麒麟纹的鼎式炉。那么，除蓝釉露胎梵文、麒麟纹三足板耳鼎式炉外，陪葬器皿中常见有：蓝釉筒式三足炉、蓝釉带盖小罐，蓝釉蒜头瓶和蓝釉堆塑露胎蟠螭纹蒜头瓶等出土。这类陪葬品一般尺寸较小，在10cm左右，但偶有稍大尺寸者。值得一提的是：蒜头瓶在本朝窑器中，除蓝釉外，还有青花、五彩，釉里红等品种，而它的形制，却是源自陕西省咸阳战国秦墓中出土的青铜蒜头壶。采用堆塑艺术，在瓶肩、颈部装饰蟠螭纹，明代早见诸于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大村俊先生提供给耿宝昌先生的落有“天顺五年秋九月吉日题”纪事款的青花缠枝牡丹堆塑蟠螭纹直口荸荠式瓶。这两款型制对嘉靖朝的官窑、民窑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代表作：官窑是以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釉里红堆塑蟠螭纹蒜头瓶具有特色；民窑中则采用同期常用具特色的露胎装饰工艺。

　　万历时期，民窑除流行上述酱釉白花器外，蓝釉白花器也同为时尚，如：蓝釉地白龙纹钵式三足炉，其造型、纹饰、制作工艺均与酱釉白花器同式，所不同的仅是釉色而已。此外，还有一种外蓝釉内白釉碗，其釉色与同期蓝釉相类，而碗的底部处理上出现了“返祖现象”，器底为无釉砂底，胎质细腻缜密，有明显旋坯痕和跳刀痕，足墙宽厚，足端外侧刮削留有棱角，足端斜削，“出现了通常认为是清代康熙时才有的那种斜削式细砂拱壁底”。此类碗在传世和出土中，尚为多见；而且诸同仁普遍将之确定为明代天启物。古陶瓷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记述了1982年河北省文物展览会上，有一件明万历四十五年墓葬出土的青花白菜小碗，其工艺与之同式，为我们断代提供了准确依据。借此，可以将这种类型的器物年代，确定为万历晚期至天启。